作为中国世情讽刺小说巨擘，《儒林外史》在国内外广为流传，作者多通过对人物生活场景的描写，旨在通过刻画科举制度压迫下的众生丑态而揭露社会之滑稽与黑暗。

在小说中，关于饮食场景的描写共处，关于服饰的描写共处。这些描写或详或略，小至寥寥数字提及人物吃茶设宴，穿衣戴帽，表现人物的日常琐碎生活；大至详细描绘细节，用整段文字为我们叙述某一场景中的人物外貌衣着与行为活动，从侧面反映人物的性格特点，从而更好地展现社会环境对人的影响，突出主旨。

在这些描写中，作者运用大量精妙的表现手法，以白描、烘托、对比、夸张、铺垫和象征等方式为我们描绘了人物的身份地位、性格品质、生活际遇等。

这些表现手法作为作者表现讽刺艺术的载体，生动形象地反映着人物命运的悲喜，让我们在身临其境之感中体会人情冷暖，感受作者所要表现的科举制度与封建社会对人性的毒害。

因此，本文将以写作的表现手法为基点进行分析，探讨小说中的饮食和服饰描写，以进一步体会小说的讽刺艺术。

白描

白描是《儒林外史》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表现手法。在运用了这种表现手法的描写部分中，作者以简洁明了的语言展现人物形象或生活场景，看似是平淡的叙述，实则真切地反映着人物的性格和命运。

白描描写的作用就在于借朴素的笔墨传达真情实感，使读者能够更好地融入叙述环境中，体会作者所要为我们营造的氛围。

小说中极为频繁地出现“烧茶”“下面”“摆斋”“设宴”“吃酒”等情节，往往以数词或一个短句带过，虽未以大量笔墨细细刻画，也不使用华丽的辞藻修饰，但通过日常生活场景的设置，一路推进故事情节的发展。

这些平实无华而近乎琐碎的描写，向读者展示了或悲哀或欢乐、或滑稽或高尚的人世百态，以及其背后所蕴含的真实的人性。

小说中较为典型的以白描手法表现饮食场景的即为对蘧公孙与鲁小姐婚宴上的两场闹剧的描写。先是一只老鼠从房梁上掉进了燕窝碗里，弄油了蘧公子的婚衣；随后管家打翻粉汤，踢狗时又将钉鞋甩出，砸到了席上正要吃粉汤的陈和甫，一时粉汤与点心撒了一桌。

在这样一场大户人家的婚宴上，本应呈现一派高贵富气、井然有序的景象，而这两出闹剧使鲁编修颜面扫地。作者以精细的白描再现了这一滑稽可笑的事件，使读者在捧腹之余心生一种淡淡的同情与无奈之感。

小说以白描手法对人物服饰的描写也充分展现了明代的服饰风貌，对于研究明代服饰文化极具史料价值。从男性的首服、体衣、足衣，到女性的鬏髻、暖耳、披风，不仅向我们展示了明代等级严格的服饰制度以突出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关系，更通过其中显现的僭越现象表现这一时期的等级制度受到的冲击。

如沈琼枝在嫁盐商时带了宫中侍女和官员妻子才能佩戴的鬏髻，黄老爹作为一个商人却穿着读书人服饰，汤家大爷穿起了大红直，等等。

这些僭越现象一方面讽刺了一些商人在富足之后的附庸风雅，另一方面也折射了明朝朝廷统治的疏于管理和力不从心。

作者对这种因服饰穿戴不当而引起的嘲讽乃至悲剧也暗中表示了自己的谴责。通过简单的正面叙述反映复杂的人性和社会，通过点点滴滴生活细节的记录，使读者感受到科举制度和封建制度对社会各个阶层人民生活方方面面的影响和腐化。

烘托

除了正面的白描描写，侧面的烘托也是这部小说中常用的表现手法。在表现人物形象时，烘托的表现手法强化和放大了作者所要展现给我们的人性特点，将更加饱满、生动的人物形象呈现在我们眼前。

就服饰描写而言，作者用范进妻子的衣着烘托了范进在中举前后的不同际遇。胡氏在范进中举之前，“一双红镶边的眼睛，一窝子黄头发，那时在这里住，鞋也没有一双，夏天趿著个蒲窝子，歪腿烂脚的”。

而在范进中举之后，一跃成为范家太太的胡氏“家常戴著银丝髻；此时是十月中旬，天气尚暖，穿著天青缎套，官绿的缎裾”。

作者并未直接描写范进在中举前后个人形象的转变，而是借助对其妻子的描写，烘托了以范进为代表的在科举场中实现命运转变的文人形象，以及作者对这种不合理用人制度的批判。

在封建科举制度和官僚制度下，中举成了读书人命运的分水岭。一旦中举，就成了跃过龙门的人上人，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然而众多不得志之士只能过着如范进中举前一般捉襟见肘、唯唯诺诺的生活，难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在饮食描写中，汤家大爷二爷去参加乡试时所携带的吃食从种类到数量让人瞠目结舌。“月饼、蜜橙糕、莲米、圆眼肉、人参、炒米、酱瓜、生姜、板鸭”，“足足料理了一天，才得停妥”。

如此充分的准备工作、如此大的排场，却并没有让读者感觉到如二人所说的功名事大、不可草草，反而觉得他们正因为没有什么内在的才学，才将物质准备得如此充足，企图能弥补自己思想的空虚。

小说中所大量运用的烘托手法，使作者避免了对人物的直接评价，避免了压抑、沉重的文字抨击，而是以平常自然的叙述语调，让读者自己体会到其中所蕴含的作者所要揭示的众生丑态。以烘托的表现手法作为讽刺艺术的载体之一，使小说的内容更加耐人寻味，讽刺效果更加突出。

对比

烘托的表现手法是通过描写侧面的人和事来隐示作者真正要表现的主体，描写内容是承载主体的工具，而不出现对主体的直接描写。

与之不同，对比的表现手法是通过对两个内容的描写使其相互放大突出，可以说两个部分皆为主体且相辅相成。小说中运用了对比表现手法的内容举不胜举。作者通过对不同人物在饮食和服饰方面的不同表现，揭示社会中雅与俗的对立，使伟大更加伟大，使丑恶更加丑恶。以范进为例，如果说范进中举之前作者对他报以同情的话，那么范进中举之后，作者则用尽笔墨来表现对他的嘲讽。这一点通过范进在汤知县家用餐前后行为的对比可以看得出来。

范进称为母守孝不用银质餐具，换了象牙箸依旧不肯使。这样的“居丧尽礼”吓坏了汤知县，恐范老爷不肯用他精心准备的宴席，怠慢了贵人。随后范进在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圆子送到嘴里，让知县放了心，也让读者看到了他虚伪假面下尽做表面文章的丑态。

夸张

为了达到更好的讽刺效果，小说中对一些细节性的场景加以夸大，使其更加富有可读性。作者通过这种夸张的表现手法的运用，将能够表现人物形象特点的内容以诙谐幽默的方式表现出来，以令人忍俊不禁的戏剧性和滑稽性表现对荒唐世事的辛辣讽刺。

严监生的吝啬形象以其“两根灯芯”的笑话为世人所知晓。而除此之外，作者在饮食方面也以夸张的手法突出表现了其守财奴的嘴脸。

在妻子过世之后，严监生悲痛万分，以致身体每况愈下。但即便家产充裕，严监生在饮食不进、骨瘦如柴时仍舍不得花银子吃人参，每日只吃两碗米汤，卧床不起。

每日两碗米汤为生大抵是不足以维持生命的，家里的仆人及二太太赵氏也必不会对一家之主如此不加照管。想来作者是使用这种夸张的表现手法来突出严监生视财如命的可笑形象。直接写实描写严监生吝于吃穿用度的说服力和表现力远不如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写法深入人心。

象征与铺垫

象征的表现手法是借一种形象的直接描写来引起人们对另外一种形象的联想，它使得有尽的书面表达获得无尽的思想意味。

这种表现手法在小说中也有出现，较为典型的即为何美之邀慧敏和尚吃饭的描写。何美之说：“前日煮过的那半只火腿，吊在灶上，已经走油了，做的酒也熟了，不如吃了他罢。”作者在这里借走油的火腿给人的油腻之感象征了慧敏和尚粗俗、贪荤、为僧不戒的形象，也与后文中其“敞著怀，挺著个肚子，走出黑津津一头一脸的肥油”的形象相呼应。

除此之外，邹吉甫陪娄三娄四公子吃饭，说道：“而今人情薄了，这米做出来的酒汁都是薄的。”

淡薄的酒汁让读者联想到淡薄无力的社会制度，这样的描写也表现了作者对现世朝廷的无能不治和社会的虚伪做作的暗示。对于某一个人物的描写，作者也常采取铺垫的手法。

小说中通常在人物一出场时对其进行服饰和外貌的描写，这样的描写常作为人物内在品质和性格特点的外化，为后文故事发展的铺垫。

如马二先生出场时，“身长八尺，形容甚伟，头戴方巾，身穿深蓝直，脚下粉底皂靴，面皮深黑，不多几根胡子”，从头到脚展现着平民儒生的形象；杜慎卿出场时“穿的是莺背色的夹纱直，手持摇扇，脚踏丝履”，一派温文尔雅的贵公子之气；以及着蟒衣的鲁编修，着瓦楞帽的翟买办，等等。作者以这种先行的服饰描写为整个人物形象的塑造做好铺垫，打下基调，让读者通过人物的外在形象揣摩其性格特征，也隐约预见人物命运的发展。

结语

《儒林外史》以艺术表现手法作为讽刺载体，通过对日常生活细节的描写，表现了对当时整个社会阶层世风日下的辛辣讽刺，以及对等级制度、科举制度以及封建教条毒害世人的猛烈抨击。

作者大量运用白描、对比、烘托等表现手法，将小说人物一波三折的人生际遇呈现在读者眼前。大量表现手法的运用，使书中的讽刺描写具有滑稽荒诞的特点。

然而这种喜剧性的背后无疑包含着整个时代的悲剧性色彩，表现出的是作者对于世态炎凉和世人虚伪做作的深刻批判。

这种用喜剧来表现悲剧的手法大大加强了小说的讽刺效果，对突出主题思想的作用毋庸置疑。小说中并没有对哪个人物进行直接而猛烈的批判，而是在细节之处向我们展示黑暗制度对人们道德的腐蚀，常常是一些出其不意的事态变化，或是令人捧腹的滑稽闹剧，却最能引起读者的深思。

鲁迅先生曾对国人的精神麻木表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想必吴敬梓先生对当世之人亦是此感。